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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危機深化中的世界經濟與中國經濟(華 民)

     發布時間:2011-12-27      訪問次數:1127


    危機深化中的世界經濟與中國經濟

    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     

     

    2007年美國發生次貸危機以來,世界經濟跌宕起伏,經濟復蘇乏力,主權債居高不下,各種違約事件不斷,世界經濟未來的發展前景究竟會是怎樣的?不穩定的世界經濟又會對中國經濟產生怎樣的影響?根據筆者掌握的資訊,大致上可以得到這樣幾個判斷:第一,世界性的危機仍在深化中;第二,危機發生后,由于中國與世界主要國家采取了反向操作的危機應對方法,從而使得中國不幸成為一個危機輸入國家;第三,中國目前正在發生的增長減速并非是自然減速,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為內外經濟政策組合不當而造成的。

     

    一、全球性的危機仍在深化中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次年便演變成為全球性的金融與經濟危機。為了防止危機滑向蕭條,世界主要國家按照凱恩斯主義的方法展開了大規模的救市行動。于是,在2009年世界經濟曾經出現了令人鼓舞的復蘇。但是,從2010年下半年開始,世界經濟增長重又掉頭向下,不僅是繁榮無望,而且就連復蘇都難保,因為除了導致本次危機爆發的那些老問題沒有能夠得到解決之外,今天的世界經濟又面臨著主權債不斷惡化的新問題。以至有足夠的理由作出這樣的判斷:全球性的危機不僅未能得到有效的解決,而且還在繼續深化中。對此我們可以具體分析如下:

    第一,從性質上講,本次危機屬于俄羅斯經濟學家康德拉基耶夫定義的長周期,即50-60年一次的長周期調整。很顯然,這樣的周期性危機一旦爆發,是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治理、走向繁榮的,至少需要8-10年的調整期,所以危機走向深化是必不可免的。

    第二,從危機的觸發機制來講,每次重大的危機幾乎都是因為最終債務人違約而造成的。導致1929年大危機爆發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德國的債務違約,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戰后的凡爾賽協議使得德國成為承擔戰爭賠款的債務國,承諾的賠款額高達2500萬金馬克,1929年,鑒于德國糟糕的國內經濟狀況,當時的德國政府宣布取消50%的戰爭賠款,從而導致主要債權國家(美國、英國和法國等國)的資產價格暴跌,到了1933年,依靠政變上臺的希特勒政府宣布完全取消對一次大戰戰勝國的戰爭賠款,從而引發了1933年開始的大蕭條。同樣,2007年的次貸危機也是由于最終債務人違約而造成的,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為了控制不斷上漲的資產價格與越來越失去控制的房價,從2004年到2006年采取了極為嚴厲的貨幣緊縮政策,從而導致流動性缺失與房價的下跌,結果那些失去還貸能力的低收入購房者便開始停止還貸,于是便發生了進入21世紀以來最大的最終債務人違約事件,從而觸發了次貸危機,并隨著違約事件的全球蔓延而造成了2008年的全球大危機。時至今日,國際性的最終債務人違約事件還有進一步擴張的趨勢,因此,危機的深化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正在發展成為活生生的現實。

    第三,從目前的形勢來看,有可能發生重大債務違約的主要是主權債。主權債歷來就有,但是其債務額度達到今天這個規模,顯然與2008年全球性危機發生后的政府救市行動有關。2008年危機發生后,世界各國的政府面臨著兩個選項:一是聽其自然,那么隨著債務鏈的斷裂,危機遲早會走向衰退、直至蕭條;二是政府干預救市,那么按照凱恩斯主義的方法,財政擴張在所難免,于是,政府的主權債務注定會隨之膨脹。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主權債務危機可以看作是對大蕭條的一種替代。因此,人們若是對主權債務危機過多地加以責備是不合情理的?,F在的問題是,主權債為何會變得越來越失去控制?我們的回答是由凱恩斯主義失靈造成的。80多年前,由凱恩斯提出的拯救與治理危機的方法時過境遷。根據凱恩斯的邏輯,危機發生后,政府可以通過舉債增加財政支出來刺激經濟增長,假如政府的支出是可以創造就業機會的,那么居民的收入就可以增加,其消費支出也將隨之增加,于是私人部門的投資也將隨之增加,這就是凱恩斯所說的“乘數效應”。但是,在21世紀的今天,有三大變化使得凱恩斯主義的以上邏輯不再存在,從而導致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疲軟的、無就業的復蘇與居高不下的主權債務危機。這三大變化分別是:技術進步、全球化和老齡化。技術進步導致勞動的節約,勞動節約意味著政府的財政支出沒有變成居民的工資收入,而是變成了社會固定資產,由于就業和工資不能增加,那么為滿足居民消費所需的民間投資也就無從增加,凱恩斯主義的乘數效應因此消失了,這也就是說,政府的財政支出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創造就業與需求了;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形成了一種嶄新的國際分工模式,那就是盛行于當今世界的國際外包,國際外包市場的規模之大,已經達到了凱恩斯時代根本無法想象的程度。因為有了國際外包,凱恩斯主義干預的乘數效應不僅變小了,而且還因為外包業務的發展而外溢了,即由政府擴張財政政策所產生的有限就業機會通過跨國外包而轉移到了低成本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老齡化已經成為大部分發達工業化國家的基本人口特征,老齡化帶來的最大問題是李嘉圖等效原理的失效。李嘉圖等效原理是指,當國民經濟的運行處于低谷時,政府可以通過舉債來加以平滑,只要經濟好轉后有足夠的稅收收入來償還經濟不景氣時欠下的負債即可。用一句俗語來講就是,假如7個歉收年之后有7個豐收年,那么在歉收年份中政府舉債來刺激或者平滑經濟增長就是可行的。然而,老齡化打破了這樣的再平衡機制,因為老齡化會導致遠期納稅人數的下降和稅基的減少,從而導致歉收年之后不會再有凱恩斯主義所期待的豐收年,于是,政府的舉債干預行為就會導致可怕的主權債務危機。

    在弄清楚當前主權債務危機為何會愈演愈烈的原因之后,我們就不難做出以下的判斷:

    第一,隨著主權債務的不斷加重,世界各國政府拯救危機的財政資源將會趨于枯竭,主權債務的違約風險將會大幅提高,危機走向深化在所難免;

    第二,盡管各國政府都面臨著嚴重的主權債務危機,但是,由于各個國家的人口結構與特征不同,它們所面臨的主權債務危機的性質也將會有所不同,其中最為主要的區別存在于美國與歐元區國家之間。美國是發達工業化國家中少見的尚未發生人口老齡化的國家,所以李嘉圖等效原理在美國還是起作用的,正因為如此,美國的主權債務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屬于周期性的。與美國不同,歐元區國家的人口結構已經出現了十分明顯的老齡化特征,李嘉圖等效原理在歐元區國家中已經失效,這就告訴我們,歐元區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不能算是周期性的,而是由基本面惡化所造成的、具有絕對風險的危機。通常而言,由周期性因素引起的危機所產生的風險是有溢價效應的,由基本面惡化而引起的危機及其所產生的風險則具有絕對性。因此,在危機走向深化的過程中,持有美元資產(債券)可能要比持有歐元資產(債券)更加來的安全;

    第三,在世界各國的主權債務已經達到歷史極限的情況下,發達工業化國家為避免經濟走向蕭條而可能采取的、進一步救市的措施只能是更加寬松的貨幣政策,而這將給全球帶來更加嚴重的流動性沖擊。由此生產的后果究竟會是什么?還需要進一步觀察。但是,不管怎樣,世界經濟要想在短期內擺脫危機是不可能的,因為長周期調整遠未結束,我們至今還沒有看到能夠使得世界經濟重新走向繁榮的重大創新、強勁的就業與消費增長。

     

    二、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中國不是這場危機的策源地和中心所在,因此,危機會對中國帶來多大的影響主要取決于中國對危機作何反應,并采取怎樣的應對方法?;仡櫼幌轮袊?/span>2008年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發生以來的各種應對措施,我們不得不承認,由于對危機的性質判斷失誤,推出了一系列不當的干預措施,從而使得中國成為一個輸入危機的國家。

    其實,在沒有真正弄清楚危機的性質與觸發機制的情況下就對危機匆忙做出錯誤判斷的國家并非只有中國。在1929年大危機爆發后,斯大林領導下的前蘇聯就在當時提出了危機意味著資本主義制度(市場經濟)已經陷入總危機的論斷,從而徹底排斥了市場機制,選擇了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這一體制因為剝奪了居民與市場的自由選擇權,使得資源配置和全社會的生產效率非常低下。結果,在這樣的體制下,經濟增長的速度越快,社會資源消耗的也就越多,社會福利下降的也就越快,在無效運行將近80個年頭之后,最終走向了崩潰,而市場經濟則仍然以其建立在自由選擇權基礎上形成的高效率而周期性地向前發展著。由此可見,把市場經濟下必定會發生的周期性危機看作是市場經濟的失敗在方法論上是有問題的,并會對危機應對和治理的政策選擇帶來錯誤的信息。

    現在就來分析一下2008年后、中國面對全球性危機所采取的應對措施及其產生的后果:

    第一,危機發生后,中國政府立即采取了極度擴張的財政政策。采取這種極度擴張的財政政策,在很大的程度上與對危機的性質判斷失誤有關。就如我們在上文中所分析的那樣,假如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與經濟危機是市場經濟失敗的危機,并且極有可能發展成為所謂的“總危機”,那么由政府來替代注定要失效的市場機制就是合情合理的選擇。所以,2008年,中國擴張財政政策的力度之強、推出速度之快是歷史上罕見的。

    第二,基于同樣的判斷,政府在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時候,不是采取注資的方法,而是選擇了投資。注資與投資盡管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兩者的經濟含義則截然不同。注資意味著政府并不直接參與市場的投資與競爭,只是對在危機中受到沖擊的經濟當事人給予財政上的支持,這種支持大致可以采取以下兩種不同的做法:假如當事人受到的沖擊是金融上的,那么政府就可以通過以財政資金購入其優先股(購買這種無投票權的優先股可以避免國有化)的方法來注入資本金,以保證其能夠正常的開展經濟活動;假如當事人受到的是來自于商品市場的沖擊,那么政府就可以通過稅收減免的方法來減少其銷售量下降和庫存增加的損失,保證其仍然能夠在盈利的邊際上繼續開展其經濟活動。從危機后的救市政策來看,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工業化國家大都采取了這樣的政策措施。但是,我國的財政救市政策則卻不是這樣的。我國在危機發生后所采取的財政擴張政策主要選擇了直接投資,政府通過國有經濟部門直接把財政資金投向了那些政府認為需要發展的產業領域。這種做法帶來的積極效應并不明顯,但是其消極影響則是非常確定的:首先,在體制上,發生了政府力量對市場力量的過多替代;其次,在產業領域內產生了政府及其控制的國有企業對民營企業的擠出效應;最后,在金融市場上,由于政府部門和國有企業的大規模融資刺激了利率的上漲,隨著官方利率的上漲,民間產業資本的融資成本進一步提高,盈利能力不斷下降,部分產業資本被迫撤離無利可圖的實業部門,不是進入泡沫化的房地產市場,就是進入非正規的金融市場從事高利貸金融活動,從而助長了經濟的泡沫化和與日俱增的金融投機活動。

    第三,在內部經濟結構趨于惡化的同時,外部經濟也發生了不利于中國經濟穩定增長的變化,伴隨著利率上漲而來的是中外(特別是中美之間)息差的持續擴大,這在發達工業化國家紛紛采取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的情況下,勢必會造成大規模短期套利資本的流入。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資料,在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前,流入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國際資本約占這些國家GDP7%左右,次貸危機發生后,發達工業化國家為了平衡各自的資產負債表,紛紛從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撤資,結果在一年不到的時間內,外來資本占新興市場經濟國家GDP的比重便迅速下降到1%左右,然而也就在2008年后兩年不到時間里,由于息差的持續擴大,發達工業化國家為拯救其危機而釋放的流動性又大量回流到了基本面尚好、并且利率不斷上調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其占這些國家GDP的比重迅速上升到了5%左右。特別需要提請注意的是,在這次國際資本重新回流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過程中,出現了兩個新的結構性變化:一個重要的結構性變化是,在2007年以前流入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國際資本以長期資本為主,用于短期投資組合的資本數量平均不超過20%,但是2008年以后流入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資本大都為短期投資組合資本,其數量高達60%左右;另一個重要的結構性變化是,由于中國在危機后采取了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中力度最大的財政擴張政策,所以其名義利率的上漲速度幾乎是最快的,因而流入中國的國際資本的規模也是最大的。隨著國際資本的大量流入,中國的國際儲備迅猛增加,這又迫使人民幣匯率不得不加快升值的步伐。隨著人民幣匯率升值步伐的加快,中國的出口競爭力隨之下降,在內部市場需求有限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出口企業不得不放棄出口商品的生產而把資金轉移到短期內獲利豐厚的房地產市場和非正規的資金拆借市場,而這又加劇了中國經濟結構的虛擬化和泡沫化。結果,當發達工業化國家在經濟衰退、主權債務持續增長的泥潭中苦苦掙扎的時候,中國卻正面臨著泡沫破滅的巨大風險。

    由上可見,今天中國所面臨的這些新的結構性問題,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為我們在全球性危機發生后,采取了一系列不當的干預措施而造成的,這些干預措施之所以不夠恰當,就是因為它們的方向都做反了。簡單地講:當危機策源地國家采取注資干預政策時,我們卻選擇了直接的投資干預;當危機策源地國家整頓金融秩序、保護企業與實業投資的時候,我們卻選擇了打擊實業投資、并放松對于社會金融投機監管的做法;當危機策源地國家采取緊縮財政、擴張貨幣的政策組合來治理危機的時候,我們卻選擇了緊縮貨幣、擴張財政的政策組合,從而導致了來自于外部世界的流動性沖擊;當危機策源地國家壓低本幣匯率的時候,我們卻在讓人民幣匯率不斷地升值。所有以上這些與國際社會的反向操作,造成了中國出口增長率和固定資產形成率的下降、以及資產價格的上漲和出乎意料的通貨膨脹,從而給了世界一個做空中國的機會。

     

    三、中國正面臨著增長減速的危機

    在找到了中國感染危機的原因之后,我們再來分析一下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從國家統計局提供的統計數據來看,我們大致上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世界經濟處在底部,而中國經濟似乎正處在有頂部向下回落的過程中,目前除了工資還在上漲之外,幾乎所有的經濟指標都出現了向下調整的趨勢,這意味著中國的經濟增長可能已經走上減速的道路。

    這樣,我們就必須對以下三個問題做出正確的回答,否則我們就將無法對此問題做出正確的應對:第一,經濟增長減速在現階段的中國是可以接受的、還是不可接受的?第二,假如經濟增長減速是不可接受的,那么我們就有必要去弄清楚,究竟是什么因素導致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減速?第三,一旦我們找到了中國經濟增長減速的真正原因,那么我們又可以采取怎樣的方法來恢復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1、經濟增長減速對于二元經濟結構的中國來說是一個災難

    今日中國,一種非常盲目的樂觀情緒正在被經濟學術界和政府部門廣泛接受,即當中國出現經濟增長減速的時候,許多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樂觀地將其視作是經濟結構調整成功的信號。然而,這種看法不僅是錯誤的,而且也是非常有害的。

    為什么說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呢?經濟學的常識告訴我們,結構是剛性的,因此結構調整只能是一種長期的增量調整,假如我們認定結構調整是一種長期性的增量調整,那么這樣的結構調整是絕不會導致經濟增長減速的。如果在結構調整中出現了經濟增長減速,那么一定是有存量產能在被擠出,并且其被擠出的量很可能要大于新產業的增量產出。這種得不償失的結構調整對于中國來說顯然是不可接受的。其中的道理很簡單,中國的存量產業大都是勞動要需密集的,而在結構調整中得到管理層支持的新興產業大都是資本要素與知識要素密集的,因此,中國目前這種犧牲總量、擠出存量的結構調整方法勢必會導致就業增速的下降,從而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仡櫼幌轮袊母镩_放以來的發展過程,增量調整是我們之所以能夠取得今天之成就的基本方法。

    如果再進一步從中國目前面臨的主要約束來講,經濟增長減速也是不可接受的。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通過體制轉型、引進外資、對外貿易等方法,突破了效率低下、資本短缺和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等瓶頸。但是,從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來看,中國的人口壓力并未消除,中國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人口占總勞動人口的比重不到20%,中國的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仍然在50%以上,這意味著中國仍然屬于一個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國家。在這樣的人口與經濟結構下,過早地進行產業升級的結構調整,勢必會受到稟賦約束而導致經濟增長減速,并且還會帶來嚴重的就業問題。只要中國的城市缺乏足夠的就業機會,那么中國要完成從二元經濟結構社會向現代工業化社會的轉型幾乎是不可能的,反而有可能把中國拖進“中等收入陷阱”,甚至有可能重返“馬爾薩斯陷阱”。

    2、中國的經濟增長減速并非是自然減速

    在中國經濟增長減速的情況下,我們應當采取怎樣的應對方法才是正確的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弄清楚中國經濟增長減速的真實原因。

    目前,占據主導地位的看法是“自然減速”。自然減速論的主要依據是中國人口結構的兩大變化:一是從流量角度觀察到的出生率的下降;二是從存量角度觀察到的人口老齡化。這兩種變化導致了增量勞動供給的下降和存量上人口撫養比的上升,從而造成“人口紅利”的消失和經濟增長的自然減速。

    除此之外,把經濟增長減速歸咎于中國過多地依賴于外貿出口導的看法最近幾年來也比較流行。按照這種解釋,中國的經濟增長之所以會減速,是因為高度依賴出口的增長是不可持續的。

    在我們看來,這兩種解釋并不準確。如前所述,盡管中國人口的出生率在趨于下降,存量人口也在趨于老齡化,但是中國存量的失業人口規模仍然極其巨大,這意味著中國潛在的“人口紅利”在趨于消失,但現實的“人口紅利”依然存在。所以,假如我們僅僅依據潛在的“人口紅利”而不是現實的“人口紅利”來制定我們當下的發展戰略和經濟政策,就會產生重大的錯誤(即時點選擇timing上的錯誤)。如果再進一步運用錢納里的分析方法來解讀今天的中國經濟,那么就可以發現,中國的經濟增長遠未到達自然收斂的發展階段(即自然減速階段)。根據錢納里提供的解釋,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不僅與“人口紅利”相關,而且也與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水平相關。中國今天仍有50%以上的人口為農村人口,“城市化紅利”極其巨大。所以,中國維持現有的高增長并沒有什么困難。但是,實際情況是,占據主導地位的“自然減速”論已經被人們廣為接受,于是各種不當的產業和結構調整政策接踵而來,從而使得本不該減速的中國經濟在政策的高壓下而減速了。

    現在再來分析出口依賴的問題。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所有處在經濟起飛階段的國家,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都來自于對外出口,這也正是工業化早期的英國、德國、美國和日本等國為何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重商主義的根源所在。一個國家是否可以通過內部需求來推動經濟增長,取決于這個國家是否已經進入到羅斯托所說的本國民眾大規模消費的發展階段。民眾大規模消費發展階段的到來顯然是經濟增長的結果,而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我們提出這樣的看法,是基于以下的邏輯:在經濟起飛階段的中國,出口是投資的函數、投資是就業的函數、就業是收入的函數、收入是消費的函數,出口是原因,消費是結果,兩者之間根本就不是教科書里所講的那種替代關系,即出口的下降可以用內需來替代。按照這樣的邏輯,中國如果把出口壓制了,那么投資、就業、收入與消費的增長也就沒有了。中國目前出口所遇到的阻力,主要與兩個因素有關:第一,2008年開始的全球性經濟危機使得中國的出口市場出現了暫時性的收縮;第二,是因為中國的市場開放度還不夠。由危機造成的出口市場的暫時性收縮具有周期性,所以,我們并不能以此次為依據,斷定中國依賴出口推動的經濟增長已經無法持續了。再從導致中國出口遇阻的第二個原因來看,中國的對外貿易已經到了以市場換市場的發展階段了,因此,增加市場開放度的做法可能要比放棄外貿(出口)做內貿的策略對于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更加有利可圖??傊?,中國經濟增長減速絕不是因為貿易依存度過高,相反,只要中國采取壓制貿易政策,才會造成經濟增長的減速。

    假如,中國當前發生的經濟增長減速既不是因為經濟發展已到了自然收斂階段所致,也不是因為對外貿易依存度過高而造成的,那就只有用政策干預不當來解釋了。

    3、中國或許正在經歷一個從房地產泡沫到通貨膨脹、再到經濟回落的演變過程

    為什么說當前中國出現的經濟增長減速是由不當的政策干預所造成的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需要弄清楚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瓶頸究竟在哪里?然而再去研判宏觀管理層面對這些瓶頸所采取的應對方法究竟是有效的還是無效的?根據我們的觀察,制約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瓶頸主要集中在“二元經濟結構”、“人力資本供給不足”以及“內需匱乏”等三個方面,然而當管理層采取不當的干預政策時,我們不僅不能有效地突破這些瓶頸的制約,反而人為造成了經濟增長的減速。

    第一,由二元經濟結構帶來的增長瓶頸。二元經濟結構會使農業成為經濟增長的瓶頸,而農業落后又會造成鄉村的貧困。國際經驗告訴我們,解決二元經濟結構問題的基本方法只能是城市化和工業化。但是,最近的政策并不有利于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發展,城市工業的結構升級造成其吸納農民工的能力在減少,不斷增加的對于農民與農村的財政補貼,又大大減少了農民出外打工的意愿。結果,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農村居民人口仍然高達全國總人口的一半以上,由此造成的農村生產率的下降和居民收入水平偏低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結構問題,根本不可能通過財政補貼來得到有效的解決。面對二元經濟結構問題,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堅定不移地走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道路,當城市生活成本提高的時候,政府應該采取的是補貼農民進城的政策,這種補貼可以是對進城農民工進行技術培訓,也可以是向進城的農民工提供廉租房等,決不可采取目前這種反向的補貼政策來固化中國現有的二元經濟結構問題。特別需要注意的是,非現代的農業部門通常具有報酬遞減的特征,而城市工業則具有報酬遞增的特征,因此,補貼農民進城可以提高全社會的生產率,而補貼農民工返鄉則會降低全社會的生產率。

    第二,由人力資源不足帶來的增長瓶頸。如果說二元經濟結構屬于存量瓶頸,那么人力資源供給不足則屬于經濟發展動態演進的瓶頸。二元經濟結構和人力資源供給不足分別從兩個不同方向制約了中國經濟的結構轉型。二元經濟結構告訴我們,中國需要一個較低技術水平的經濟結構來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以便讓更多的不具有技能的農村勞動者可以從農業部門轉移到工業部門就業。人力資源供給不足這一事實又告訴我們,中國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經濟結構的升級調整,任何結構調整的政策是無法在稟賦約束之下產生效應的。更何況,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本來就不是政府的職能所在,而是企業的內生性行為。政府所要做的是投資教育,改變人力資源供給不足的稟賦約束,以便為企業內生性的技術創新提供更多的人力資源的支持。但是,最近以來,管理層卻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結構調整的政策實施上,其后果是可以預見的。當企業因為無足夠的人力資源來對結構調整的政策作出積極的回應時,管理層為了避免既定政策的落空,就會采取建立國有企業的方法來實施既定的結構調整政策,而這勢必會導致經濟增長的另一種結構性問題接踵而來,那就是政府對市場的替代。

    第三,由內需不足帶來的增長瓶頸。內需不足是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長期性制約因素。一個國家的消費需求取決于該國居民的恒久性收入的增長,居民的恒久性收入通常由兩部分收入構成:勞動所得(工資)和資產所得(租金)。中國是一個欠發達國家,居民的收入以工資為主。但是,由于受到以下兩個因素的制約,中國的工資性收入增長相對緩慢,從而使得中國成為一個內需嚴重不足的國家,這兩個制約中國工資性收入增加的因素分別是:二元經濟結構和巨大規模的存量失業人口。二元經濟結構意味著中國還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農村,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相比,不僅收入水平低(報酬遞減所致),而且還因為可以自己提供食物而具有自給自足的消費傾向。二元經濟結構所產生的另外一個問題便是擁有大量的存量失業人口。從長期來看,巨大規模的存量失業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但是,從短期來看,由于存量失業人口會壓制工資上漲,從而會造成內需不足。于是,在從傳統的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工業化一元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就會產生一個悖論:滯留在農村的剩余勞動需要通過經濟增長來出清,然而經濟增長卻又因為大量剩余勞動導致的工資滯漲和內需不足而難以啟動。在這種情況下,唯一有效的解決方法就是開展對外貿易,利用外部市場來突破這個增長瓶頸。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幾乎所有發達工業化國家在其經濟增長的早期階段都采取了重商主義的貿易政策,目的就是為了經濟起飛階段的這個兩難問題。同樣,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自1979年決定對外開放以來所采取的各種各樣利用外部市場的做法是多么必要和正確。但是,最近以來,在中國尚未完成從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工業化社會轉型,存量失業人口也未能出清的情況下,我們就貿然地決定依靠內需來刺激經濟增長,這可能會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從而失去實現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走向一元化工業社會的歷史性機遇。其實,在今天這個全球化時代,想借助于對外貿易來突破二元經濟結構瓶頸、實現經濟增長與轉型的國家多得很。所以小平同志所說的這個歷史性機遇并非只屬于中國,只要我們稍有不慎,這種歷史性的機遇轉瞬即逝。如果再進一步來審視一下現有的刺激內需的政策,多多少少都是以犧牲未來的增長為代價的。比如,用財政補貼的方法來刺激內需是不可行的,因為由此導致的暫時性需求增長是不可靠的,理由就在于由財政補貼帶來的需求增長不是基于居民恒久性收入的提高,不僅如此,財政補貼的增加勢必要以稅收提高為代價,因此就有可能降低人們投資社會產業活動的積極性,進而降低全社會固定資產的形成率,從而對未來的經濟增長帶來消極影響。再如,由政府動員加工資的方法也是有問題的,工資增長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二是存量失業的消失。否則,任何強行增加全社會名義工資的做法都會導致企業生產成本的上升與市場競爭力的下降,在這種情況下能夠從事產品與結構轉型的企業是少數,因為如前所述,我國的人力資本供給是不足的,大部分企業將會因為生產成本的提高而選擇退出,而這又會對未來的經濟增長帶來不利的影響。

    綜合以上三個方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倒流、政府對市場的替代、以及以內貿來替代外貿等一系列發展戰略與政策的實施,中國產業活動的空間被大大緊縮。那些被擠出實體經濟部門的產業資本為了獲利,瘋狂流向可以獲取高額利潤的房地產業,從而導致了新中國建立以來最為嚴重的資產泡沫。當政府為了控制資產泡沫而對房地產實施嚴厲的調控措施之后,那些被擠出的資本和流動性又流進商品和要素市場,從而導致了流動性沖擊下的通貨膨脹。政府為控制通貨膨脹而采取的貨幣緊縮政策進一步提高了市場利率,由此造成的資金成本的提高,給予那些仍然堅持在實體經濟部門的產業資本以進一步的打擊,從而導致更多的資本從實體經濟中撤出,并流向民間資金市場從事高利貸金融活動,這不僅造成實體經濟活動的進一步衰退,而且還會導致全社會金融風險的大幅提高。當物價水平在持續的貨幣緊縮政策的作用下開始緩慢下行時,人們原以為一切都會回歸到正常狀態,其實不然,驀回首,我們突然發現無論是實際的、還是潛在的經濟增長都已經開始下降。中國經濟極有可能走向通脹還在、但是增長卻已下降的“滯漲”。

    4、未來的任務是與經濟“滯漲”作斗爭

    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不失時機地提出了“穩增長”的戰略性意見?,F在的問題是,當下中國究竟應當采取怎樣的政策才能達到穩增長的戰略目標。毫無疑問,穩增長就是要在擠壓資產泡沫、控制通貨膨脹的前提下防止經濟增長的減速。換句話說,穩增長就是要防止經濟由通脹滑向“滯漲”。

    為達此目標,我們便需要從產業緊縮走向產業擴張,堅定不移地走外貿推動與市場導向的發展道路,而不是相反。走這樣的道路所需要的政策選項應當是:補貼農民工進城,以增加勞動供給;不以行政手段來提高全社會的工資水平;降低產業進入門檻,不強行調整產業結構,資源配置和產業結構選擇應以市場為導向;變緊縮性貨幣政策為擴張性貨幣政策,這樣既可以擠出外來投機套利資本,又可降低產業融資成本;停止貨幣升值,鼓勵出口,中國是個資源進口國,從長期來看,資源項貿易必定是逆差,為此就需要以商品經常項的順差來平衡資源項的逆差,因此人民幣貶值才是正確的選擇,從短期來看,中國對世界主要國家的貿易順差也是無法通過人民幣升值來平衡的,因為中國對這些國家的貿易順差主要是由結構性問題造成的,升值平衡必定會導致貿易的下降,進而造成中國經濟增長減速,為了降低貿易摩擦,中國需要的是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至于規模巨大的存量國際儲備則應通過對外投資來予以平衡;最后,政府還可以通過減低稅率來刺激產業投資、增加稅基,以便為政府未來的稅源提供堅實的基礎。

    很顯然,所有以上這些政策建議可能已經超出了政策管理的范疇,以至于需要通過與既得利益集團的斗爭,以及必要的體制改革才能實現。

    5、長期性任務

    中國面臨的長期性任務是發展教育。

    以美國為例,教育把這個國家從一個農業國變成了一個工業化國家,隨后又把這個國家從一個工業化國家變成了一個后工業化的知識經濟國家。

    中國要想從一個農民為主的國家轉變成為一個現代的工業化國家,以及未來的知識經濟國家,除了發展教育之外沒有捷徑可走。教育投入不足和應試教育制度是妨礙中國教育發展的兩個主要障礙,因此,發展教育一靠投入,二靠改革。如果能夠有效地解決這樣兩個問題,中國的長期增長則是有保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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